《读书》新刊 | 孔令伟：史悠明与清末民初之际的中印关系

编者按

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英文总翻译，如果不是当时中英双方在印藏贸易事务上因语言不通的问题产生龃龉，史悠明也许会一如既往地保持这样优越又清闲的身份。但是清廷一纸西藏江孜商务委员的延聘，改变了他的命运。从此他成为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外交家，在近代西藏问题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治藏方针和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中国外交官员及知识精英对于西藏的认识。从这样一个长期被历史研究忽视的人物身上，恰可管窥近代中印关系的变化和地方中介对国家建构的重要意义。

史悠明与清末民初之际的中印关系

文 | 孔令伟

（《读书》2022年12期新刊）

一

中国与印度，一方面象征人类历史悠久的文明传统，另一方面作为当代世界体系中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印双方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来自印度的宗教、哲学、数学、天文等知识丰富了古代中国文明；而中国亦在科技、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对古代印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古往今来人类文明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除了积极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偶有冲突矛盾，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也难以例外。二〇二〇年五月至八月间，中国与印度在阿克赛钦以及克什米尔交接带发生一系列军事边界冲突，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影响持续至今。事实上，当代中印之间的地缘政治，可追溯至十八世纪清朝与莫卧儿帝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情报角力，清廷中央透过其在拉达克、西藏以及川陕各地所经营的信息网络，得以迅速掌握印度、伊朗、阿富汗乃至俄罗斯等地的关键情报。然而随着十八世纪后期准噶尔的覆亡以及新疆的平定，清朝在经营成本的考量下逐步缩减了对拉达克情报系统的投入，最终导致了十九世纪以后清朝信息网络在喜马拉雅地区的衰退。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克什米尔的森巴人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占据拉达克并进逼西藏阿里，最终导致了一八四一年森巴战争的爆发。而近代西方国族主义发展下“边界”概念在拉达克、克什米尔地区的引入，不仅直接造成了中印边界的不确定性，更为二者的现代国家建构留下深厚的历史遗产。正是在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史悠明（一八八〇至一九四〇，英文名：Iuming Suez）作为一位关键的中国外交官员登上了中印关系史的舞台。

史悠明是活跃于晚清以及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曾多次参与民国时期重要的外交事件，同时亦为中国近代重要的边疆问题以及实业调查专家。相较于唐绍仪（一八六二至一九三八）、顾维钧（一八八八至一九八五）等出身美国名校的民国政治明星，史悠明虽在晚清民初负责印度与中国西藏事务的官员中并非仕途最为显赫者，却是当时少数对于西藏政局以及中印关系有深刻认识的内地知识人。而他的经历也正体现出近代中国外交实务人才从地方、国家到国际这三个层次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从国家与地方二者互动的角度来说，中国近代史或许可与晚期帝制中国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在学术范式上做进一步的对话。我在专攻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同时，亦留心其对于近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提供的历史延续以及范式启发。近年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兴起了所谓“内亚学派”以及“华南研究”的对话，二者的异同固然有着研究地域上的因素，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在研究范式上对于“中央国家—地方社会”互动关系所提出的互相补充的理解以及诠释。此外，通过近年来国际学界所兴起的“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思潮强调“将边地置于核心”（borderlands in the center）的研究视野，亦可从位处中印边界的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地区重新观照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就上述角度而言，清末民初之际史悠明在西藏地方的实务经验，可为人文学界乃至于大众读者进一步理解近代西藏问题、中印关系及近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议题，提供颇具新意的参照点。

二

史悠明，字蔼士，浙江鄞县（宁波）人。关于其生平以及工作经历，刊于一九三五年的《鄞东菉邨史氏支谱》有很详细的记载。史氏早岁先后就读于上海英华书院和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英文总翻译。后因其娴熟的英语及对英事务的处理能力，于一九一一年七月获聘为清廷西藏江孜商务委员，并在同年八月由海路经加尔各答入藏。关于清廷聘请史悠明前往江孜的原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西藏亚东关档案》有详细线索。江孜位处西藏中南部，是卫藏、不丹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枢纽，自古便是重要的商业要道。随着十九世纪后期英属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中英于一八九三年签订《中英藏印续约》（原件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双方随即依约于隔年在亚东设立海关，作为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口岸。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江孜、亚东等地正式成立沟通中印贸易的现代海关。虽然清廷依据《中英藏印续约》引进了西方的海关制度，然而当时西藏却极为缺乏适任的商务人才。根据亚东关首任汉人税务司张玉堂的相关陈述，可以得知当时中方驻西藏海关官员或贪污渎职，或不谙英语，导致中英双方在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贸易事宜上多有摩擦龃龉之处。为此张玉堂曾向清朝总税务司安格联（F. A. Aglen, 1869-1932）说明聘请“受过英语、汉语方面良好教育，忠心耿耿且聪明智慧之人”以整顿亚东、江孜等地双方商务的急迫性。由于张玉堂曾在香港中央书院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他因此非常重视具有国际视野以及外语能力的实务人才。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曾长期在上海公共租界担任英语翻译的史悠明与千里之外的西藏产生了联结。他的西藏经验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生命轨迹，更是紧密牵动了近代中英印在西藏地区关系的历史发展。

《中英藏印续约》（1893年）

史悠明为中英双方在印度与中国西藏边界的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中介。在史悠明前往西藏前，英国驻亚东、江孜等地商务委员麦端劳曾与不通英语的清朝江孜关监督马师周发生严重争执，而他的到来也终使双方得以克服语言障碍而携手合作。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麦端劳在日记中对史悠明留下较好的印象，并赞其英语流利。然而就在史悠明抵藏后不久，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使得中国各地纷纷开始脱离清廷统治。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五百余名驻藏川军在新军统领钟颖的率领下废黜了驻藏大臣联豫，并接管了清廷在西藏的衙门公所，而钟颖随后任命史悠明为江孜关兼商埠监督。驻藏大臣的废黜直接反映了清朝中央政府权威在西藏的崩溃，而藏人也停止向驻藏大臣衙门缴纳税赋。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粮饷，部分驻藏川军在一九一一年底开始抢劫西藏寺院、贵族以及商贾，从而导致了汉人与藏人之间的矛盾，最终发生了一九一二年初的“驱汉事件”。形势的动荡迫使汉人难民不得不火速撤出西藏，在危急之中史悠明从一名负责翻译的商务代表被正式推上了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的历史舞台。

《鄞东菉邨史氏支谱》载史悠明回忆赴藏经历（1935年）

汉藏矛盾爆发后，史悠明火速通过电报与北洋政府国务院取得联系，呈请使用江孜关剩余税款将逃离西藏的汉人难民经大吉岭撤往印度，最终送回中国。为负责汉人难民的善后工作，史悠明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作为最后一批中央驻地方官员撤离西藏。在成功撤离后，史悠明并没有马上连同难民返回中国，而是暂留噶伦堡直到一九一三年五月。根据北洋政府外务部档案，史悠明在滞留噶伦堡的短短一年内向北京当局发送数十份关于印度与中国西藏政局的机密电报。据史悠明所陈，在“驱汉事件”发生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集中其在西藏之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手段，并与英国政府密切往来。为了敦促达赖喇嘛率领西藏人民加入民国、走向共和，史悠明曾积极通过加尔各答华侨领袖陆兴祺（Lo Ch’ ing-ch’ i）争取藏人精英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根据其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发往北洋政府的电报，史悠明在噶伦堡曾与担任达赖喇嘛英文翻译官的札喜汪堆会面。由于札喜汪堆过去曾充当汉藏翻译，对中央政府具有好感，加之他曾在英国留学，对共和怀抱理想，故史悠明极力向札喜汪堆“痛陈利害，嘱其转劝达赖及其握权重臣内附民国，同享共和幸福”。而札喜汪堆亦承诺在返回西藏后为北京政府收取情报，并向藏人精英宣传民国共和之理想。札喜汪堆甚至建议史悠明为做通西藏工作，应以每个月一百两白银打通达赖喇嘛手下的三位摄政伦钦（藏文 blonchen，意即大臣），即夏扎·班觉多吉（一八六〇至一九一九）、雪康·顿珠彭措（一八六二至一九二六）、锵清·阿旺钦若班桑（？至一九二〇）。在史悠明的建议下，北洋政府财政部遂于一九一三年五月经由花旗银行汇款陆兴祺白银三千三百两，并由史悠明将款项转交札喜汪堆，其中三千两用于布施拉萨三大寺，其余三百两用于打通西藏摄政。史悠明的交款照会原件，保留在札喜汪堆在噶伦堡的后人手中。而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也正体现出史悠明、札喜汪堆等人作为建构国家的地方中介所发挥的能动性。

1913年上海《国民杂志》报载史悠明当时汉藏议约情况

在噶伦堡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史悠明随即于一九一三年五月返回中国，由于其熟悉印度与中国西藏事务并曾进行相关情报工作，随后为北洋政府礼聘为外交部佥事。与此同时，西藏局势在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西藏“驱汉事件”爆发后，英国驻印军队趁机出兵藏南试图以军事活动取得外交以及商业利益。一九一三年十月，中英方面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为解决争议，于西姆拉会议展开会谈。为掌握当时西藏地方以及英属印度当局的情况，北洋政府曾咨询熟悉印度与中国西藏事务并刚从噶伦堡返回北京的史悠明。为此史悠明向袁世凯主政下的北洋政府呈交一份长达数千字的《治藏条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史悠明的治藏报告主要围绕着中国对西藏的“主权”（sovereignty）以及“利权”（economic rights）两点进行论述。关于主权，他主要继承了晚清唐绍仪、张荫堂等人就西藏政体归属的立论，清晰地辨明“主权”与“宗主权”概念二者在国际法中的差异；关于利权，主要根据他在江孜关的实务经验，精辟地指出西藏“于印俄为两国商战之所必争”。

史悠明呈北洋政府《治藏条议》（1913年）

史悠明关于治藏所提出的见解，在于强调国际贸易、国家主权以及国家认同三者间的紧密联系。他向北洋政府指出治理西藏的基础，首先在于稳固西藏社会的经济，用以对抗英、俄等外国势力的经济侵略。史悠明指出“外人本以商战为侵略政策”，因此如何振兴西藏经济并对藏民实行扶贫，为中央政府之治藏要务。在稳固西藏社会经济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便能通过外交与政治手段有效巩固国家主权以及领土权，故史悠明在论证中国对藏南主权时，曾强调该地作为西藏东南、印度、孟加拉等地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他论述道：“庶藏南最重要之市场，尚有我立足之地，非仅仅空争领土权，要知二十世纪中必先雄长商场，乃获保全疆圉。”在经济以及主权之外，史悠明又强调推广国家认同以及民主法治观念对于治藏事务的必要性，对此他强调中央政府应在西藏社会普及“共和政体”“平等主义”以及“五族大同”等现代思想，用以逐步取代西藏旧社会中诸如神权思想、阶级社会等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

史悠明的西藏经验不仅直接影响了北洋政府的治藏方针以及对于西姆拉会议的决策过程，也影响了中国外交官员以及知识精英对于西藏的认识。在西拉姆会议后，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便因参与中英双方西藏事务协议而与史悠明多有交往。而未曾实地造访过西藏的顾维钧之所以能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就中国对西藏主权议题与英方外交代表进行激烈的外交攻防，背后实多有赖史悠明的帮助。如史悠明曾撰《条陈藏事说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呈递北洋政府外交部，逐条驳斥西拉姆会议中达赖喇嘛代表的论点，并主张游牧于藏北的霍尔三十九族并非藏人，其称：“三十九族，藏人称之为嘉艾德（rgya sde），意即中国属地也，犹之其称汉人为嘉密（rgyami）。”由此可见史悠明具备一定藏语基础知识。而一九一四年三月间顾维钧就所谓西藏问题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 1852-1925）会谈时，便曾多次引用史悠明的观点。如根据史悠明的说帖，顾维钧曾称：“三十九族之地土，人名之曰嘉艾德，即中国地之土名也。”顾维钧本人并不谙藏语文，却能在外交谈判中娴熟引用西藏文化以及藏语知识，史悠明在西藏的实地经验功不可没。也因为两人的同事之谊，顾维钧遂在一九三六年商请史悠明率领西北采矿试探队，进而促成玉门油田的开采工作。

三

在西拉姆会议之后，史悠明外交生涯的重心虽逐渐转往巴拿马以及秘鲁等中南美洲国家，然而他在中央政府中仍持续扮演着西藏事务智囊的重要角色。除了作为咨询幕僚，史悠明亦曾亲上外交谈判前线，就近代西藏问题与英国大使针锋相对。根据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秘藏之中国外交档案抄本，可知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史悠明曾多次代表中方与英方代表在北京激辩。由于史悠明为当时中国外交界少数深入印度与中国西藏事务并曾在藏地居住的官员，因此英国大使朱尔典亦不得不承认“史君乃西藏问题之专家”。史悠明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过渡期间，仍持续就西藏事务向中央政府提供建议。一九二九年九世班禅在南京正式成立办事处，国民政府因此对于西藏事务迫切需要可靠的消息来源，在这个背景下史悠明根据整理其过往见闻以及经手档案，向蒋介石呈递《中藏界务意见书》（哈佛大学图书馆藏），详述晚清乃至于西拉姆会议以降西藏事务之源流，对于当时中央政府理解西藏地方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由于政治局势动荡，中央政府官员替换相对频繁，并根据出身背景各自形成派系，公务部门业务移交难免时常出现青黄不接之况。然而史悠明作为一位横跨晚清、北洋乃至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事务专家，在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持续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言，进而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做出了历史贡献。

美国海关史悠明出入境记录（1929年）

史悠明与西藏的渊源，深刻体现了近代外交与实业人才在中国国家构成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史悠明在江孜关所培养的西藏经验，不仅为他个人提供了登上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机遇，更影响了后世中印关系的发展。史悠明作为建构国家的地方中介，不仅见证了晚清到民国国家转型下西藏事务的变化，其丰富的生命经验更为史家理解二十世纪中印关系的国际历史发展提供了切入点。要言之，一方面史悠明在江孜以及噶伦堡的情报活动，体现出边疆信息对于国家建构之重要意义，与清朝的拉达克情报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参照意义；另一方面，史悠明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缩影。

2018年11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召开史悠明纪念研讨会

二〇一五年我在阅读哥伦比亚大学所藏顾维钧相关档案时，开始留意到史悠明在近代中印关系以及西藏事务上的重要意义。二〇一八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的引介下，我与史悠明之孙史济良（Julian Suez）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在这位杰出的 IBM资深电脑工程师的鼓励下，我以纽约为起点，踏上了追寻史悠明故事的旅程。在缘分的牵引下，先后从美国、英国、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找寻关于史悠明尘封的记忆。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宋子文外孙冯英祥（Michael Feng）先生的赞助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召开史悠明纪念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应邀与会并报告史悠明与印度与中国西藏事务之渊源。随后又在史济良先生的帮助下，取得冯英祥先生所藏史悠明相片。二〇一九年吾友日噶·夏加（Riga Shakya）在噶伦堡进行调研工作时，意外地从札喜汪堆后人索南工布（Sonam Gompu）先生手中见到史悠明当年开立的照会。在多方友人的帮助下，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而看似杂乱无序的历史文献，为史家钩稽国家建构下“人”的能动性，提供了一个兼具地方性以及国际性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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